户口里的爱恨情愁

户口不能承受之重
　　经常听到有人讲：现在么，户口又不重要的喽。
　　这么轻飘飘的话，搁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即便今天，话里的那个暗红色的小本本——户口簿，也绝对不是轻飘飘的。
　　刚刚过去的8月，北京警方抓获了一个16人团伙，他们涉嫌非法倒卖进京落户指标，牟利总计300多万元。其中1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滥用职权罪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有人觉得户口“轻”，有人却因为它的“重”，为它铤而走险。
　　并不是只有中国存在户口，但中国户口可能是世界上最“重”的证明书。
　　在不远的计划经济时代，户口决定一个青春期男孩的口粮是多少斤，一个月能吃几次肉，吃到多少豆制品……到今天，户口仍然能决定一个人的合法常住地、求职资格、教育机会、医疗保险、养老福利……
　　中国户口更强大的作用是，它曾经严格地区分了农民与城市居民享有的权利与社会福利，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
　　日前，国务院发布户籍新政，其最大亮点是，农业户口将退出历史，专家将此解读为从“虚假的城镇化”向“人的城镇化”转变。
　　农民进城，城市感受到了压力甚至不安，户籍新政针对不同规模的城市，区别了政策导向。庞大复杂的改革，正在循序渐进。
　　这只是一个开始。户籍改革让人期待的是，户口簿所包含的一切可以变得“轻”些再“轻”些，让一个人的命运不能受制于一纸源于父母身份的证明书，而是起决于其自身的人品、天赋和努力。（黄 祺）
　　首席记者｜杨　江
　　8月31日的上海，天气呈现出多年来这个季节难得的凉爽，郊县青浦区的一家日资企业内，34岁的朱华打理了一番衣着后跨出了职工宿舍，径直走向了他的那辆雪佛兰小轿车，这辆车购自今年春节前，朱华细心呵护，反光灯上按家乡风俗系上的吉祥带仍光鲜如昨，这辆车花了朱华差不多一年的薪水，因为驾龄不足一年，驾驭起来仍略显生疏，他开着自己的车来到了青浦城区一家大卖场，这个中秋假期前最后的一个周末，大卖场内人潮涌动，朱华要抓紧采购中秋礼，一个星期后，他就要开车回苏北老家，那里，他的妻儿老小一大家子正对他的回归翘首期盼。
　　经过十年的打拼，朱华已经从当初生产线上的一名最普通的产业工人升职为车间主管，高中毕业的他如今操着一口流利的日语，月收入过万，在他的老家，外婆喜欢扬起眉宇介绍：“我们家朱华现在是厂里的领导，去年公司奖励他去日本旅游了一个星期。”不过，在上海，为人谦逊他的他介绍完自己的职务后，通常会带着自嘲的口吻加上一句，“农民工，呵呵，农民工而已。”
　　“农民”作为一个沉重的身份标签，在中国城乡二元户籍体制存在的50多年里，已经牢牢地烙印在朱华一家三代人的身上，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父亲来上海打工，曾因为没有暂住证被遣送过，十多年后的今天，农民进城已成常态，制度变迁，朱华进城务工也早没了当年的风险，但“农民”的身份标签仍让他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妻子偶尔带7岁的儿子来上海与他团聚，只要喝点小酒，朱华就会逗儿子：“你是农民工子女哦！”
　　7月3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这个意见被认为标志着我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将退出历史舞台，《意见》提出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
　　然而，与媒体上普遍的叫好声有些落差的是，朱华和他身边伙伴们的表现却有些平淡。中国的户籍制度有望从“一国两制”变为“一国一制”，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可为何“农民”这个理论上最大的受益群体却有着如此的表现？
　　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体制已经在城乡之间制造了一道短期内难以逾越的巨大鸿沟，朱华说，他不是不肯叫好，而是不敢急着叫好，“万里长征这才开始了第一步”。
　　三代人的进城梦
　　“户口有区别，投胎需谨慎。”1958年，中国政府颁布的《户口登记条例》及配套制度，区分了农业户口与城市户口，城乡分化和差别就此被以政策和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虽说政策的出台有当时的形势需要，很难用今人的标准来简单评判，但总体而言，国家用这样牺牲农村的方式，借助“剪刀差”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客观上导致了城乡在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公民政治权利上的巨大差距，今天中国城镇化严重落后工业化、城乡对立以及农民身份的贬低局面，均由此而来。
　　作为在改革开放后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朱华幸运地躲过了1958年至1980年，中国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民迁徙自由限制最为严苛的历史时段，也有幸躲过了那段历史里围绕户口发生的人生纠葛。
　　朱华对户口最早的记忆，是从四五岁开始。1980年代初期的苏北农村，刚刚包产到户两三年，农户家里还挂着伟人像，乡里的供销社还存留着计划经济时期的印记。供销社那个东西走向、长度有二三十米的柜台，对当年的朱华而言简直就是一眼望不到头，柜台前上方是两根细长的铁丝，售货员开完票，把票往铁丝上的铁夹一夹，用力一甩，“唰唰”，几秒钟后，夹子就带着票沿着铁丝溜到了最东头墙角的收银台，付完钱，收银员再将票根重新夹到铁夹上，再用力一甩，又“唰唰”地溜到了柜台前。
　　朱华觉得售货员甩夹子的姿势特别帅，那“唰唰”的声音也特别地动听，唯一不好的印象就是售货员、收银员穿着时髦，烫着卷发，对农民朋友们很不友好，说话语气很冲，父亲却陪着笑脸——因为人家是县供销社的正式工，有编制有城镇户口。
　　朱华这个年代的人没有经历过计划经济时代，因此对粮票、布票不甚了解，父亲曾送给他几张省粮票、布票作为纪念，在上世纪70年代，作为村干部的父亲要去省会南京出差，必须到乡政府、县政府开证明，然后领粮票，可以说无票难行天下。
　　等朱华进了乡幼儿园，就深刻体会到户口的区别了。朱华班里有几个小朋友总是大家羡慕的对象，穿着光鲜，与售货员一样傲气，老师也往往给予特别的照顾。这些孩子的父母要么是乡领导，要么就是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返城的知青。朱华班上有一名女生，父亲是一名知青，虽然同样生活在破落的乡村，且与农村户籍的妻子关系很不融洽，两口子隔三差五拌嘴打架，他却始终保持着没落贵族般的傲气，这种气质潜移默化遗传到了女儿身上，使得女儿在班里多少有些不合群。
　　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在当时朱华的感知里已经有了巨大差距。到了1990年代，城乡之间的差距更为明显，村里的农民为了改变命运到乡上摆地摊，经过几年的积累，已经成了当时众人羡慕的万元户。有了钱，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孩子换户口，朱华记得，当时有城镇户口买卖指标，1万元一个名额。
　　朱华的家中有15亩地，他记不清当年父母靠种地一年能积攒多少钱了，只记得父母担心儿子长大讨不到老婆，举债七八万元建起了一幢二层楼房，于是买户口的这档机会，朱华没能赶上。
　　原先与朱华经常一起玩耍的孩子，因为购买了城镇户口，大多转到县城的中学继续学业了。乡领导的子女也进城念书了，留在乡中学的是清一色农民子弟。
　　出生于同一片土地，拥有不同户口的一批少年，人生就此分岔。
　　婚姻、参军和考学
　　19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快车道，但总体而言这是大城市的事情，城乡之间的差距也进一步拉大。农民越来越仰视城市，从农村人变为城里人不外乎三条路径：攀高枝联姻、参军与考学。
　　先说联姻吧，乡小学、中学的男老师永远是香饽饽，尽管他们绝大多数也是农家子弟出身，但考进中专拿到了城镇户口，就脱胎换骨，变成有保障有身份的人了，不是说女老师不抢手，委实是因为她们多半不肯下嫁给村里郎。如果村里哪家姑娘能嫁给乡里的老师，那可真像烧了高香了，姑娘被人羡慕，女婿被女方一家捧着，乡邻也投以羡慕的眼光，如果一个家族有多个这样吃公家饭的人，那在村子里的地位一定会随之抬高，吵个架人家都忌惮几分。
　　朱华家所在的区域有两个农场、一个林场，两个农场分别属于江苏省农垦局与上海市农场局，林场则属于江苏省林业厅。这三个农场林场的农民干的是与朱华父母一样的农活，但对他们而言，农民却只是一个职业，他们的户口是城镇户口，享有农村人当时没有的医保、养老等各项福利，在农村、林场也有条件堪比县城的医院、学校。
　　如今，朱华的父亲虽然也有了新农保、养老保险，但仍与农场、林场的那些农民不可比拟，比如农场的农民退休工资一个月都在两三千元，抵得上朱华父亲几年的养老金。
　　在朱华生活的这个乡村，隶属于省级部门的农场、林场与农村的差距就已经足够吸引人，嫁到农场、林场去至今仍是朱华所在乡的一些女孩子的梦想。
　　村子里一户杨姓人家的闺女嫁到了省农垦局一户纪姓农民家，纪姓农民家有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每个月退休工资就可以领到近5000元。然而，同样是非农业户口，因为属地的不同，待遇也是不一样的，纪姓人家的小女儿又嫁到了隶属于上海的川东农场一户农家，拿到了上海户口。
　　七八年前，小女儿一家不幸遭遇车祸，两口子殒命，留下了尚未成年的幼子，因为都是上海户口，肇事方赔偿了近百万元，而在当年，一个本地农村户口的人遭受意外后的赔偿不过10万元左右。
　　户口本里的故事写满爱恨情愁，尤其是通过参军与考学改变户籍的。朱华印象里，当年谁家的儿子参军入伍，随之而来的不仅是光荣花与锣鼓队，还有踏破门的媒人，女方家投资的是小伙子参军后能留在部队、提干的待遇，问题是提了干的小伙子却往往变成“陈世美”，悔婚后引发纠纷导致两家老死不相往来。“陈世美”们也有他们的无奈：把一个农村姑娘娶到城里去，户口怎么解决？户口不解决又怎么工作、生活？
　　朱华村里有一个上世纪80年代末靠考学进入省委机关的年轻人，在乡里红极一时，荣归故里的风光令人羡煞。然而，这条路并不是谁都能走通的，朱华同乡一起读书的孩子一共70多人，一样的早起晚读，但最终通过考学获得非农业户口并在城市扎根的也不过五六个人而已。
　　这些幸运儿通过努力终于将户口从农村迁入上海、南京、盐城或者县城，但因为各级城市发展不均衡，背后附带的社会福利、公共配套、机遇等等差别非常大。
　　不愿放弃土地
　　朱华学业不精，也没办法攀上一门城里的高亲，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剩一条路：进城务工。
　　高中毕业后，父亲也曾劝他在家老老实实务农，因为父亲早年到上海打工，没有暂住证被当做盲流遣返过，这位老实巴交的农民从此对城市心生畏惧。
　　1999年的夏天，朱华的发小考上了上海的一所高校，户口随之迁走，当时计划经济时代早已结束，但录取通知书还附带的一条“凭此通知可以到所在地办理粮油关系签转”显得耀眼。
　　好朋友命运的改变让朱华心里五味杂陈，他不愿意种地，选择了打工，进入了上海这家日资企业。
　　村里很多年轻人都到城里务工，也有长相好一点、脑筋活络的姑娘嫁到了城里，尽管是城里人眼里的外来妹，但总算享受到了上海户口的待遇。朱华老老实实回老家相亲，与同为农村户口的妻子结了婚，不久便有了儿子。
　　进入21世纪，中国的惠农政策不断出台，减免农业税、提高农业补贴、建立农村医保、养老制度。但村子里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仍在加剧，生活在村里的基本都是老人孩子，朱华的父亲时常盯着大片的耕地嘀咕，十年后还有谁来种这片地？
　　年轻人去哪儿了？年轻人都以他们各自的方式寄居在城里。朱华的一个张姓发小，几年前搬到县城，租了两间门面，开了一个建材店，经过几年的打拼，买了车、房，又将孩子接到了县城读书，并没有感觉到太多没有城镇户口的不便。对已经在小城市立足的这些农村人而言，户口屏障已经影响甚微，取消农业户口对他们而言最大的意义恐怕在于从此在城里更加名正言顺。
　　但小城市不是谁都想留的，全国有6个1000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有10个500万—1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有21个300万—500万人口的大城市，有103个100万—300万人口的大城市。这些城市基本聚集了全国90%以上的优质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农民想留在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由于城市之间发展同样面临严重的不均衡，大城市挤破头、小城市不愿留的局面，短期内很难改变。
　　2014年7月的《意见》根据中国城乡区域的差异性，务实地提出了多样化的户口迁移政策，大体有四种不同政策：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要在2020年完成1亿人口落户城镇，压力主要还在大城市，当大城市已经不堪重负，由此引发的城乡对立局面也更为严峻，因此必须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点，集中到建制镇与中小城市。
　　按照朱华的条件，落户中小城市根本不存在任何经济与生存能力的压力，村里近几年毕业的大学生多数都已经通过购房在苏州、无锡、南京等地落户。
　　朱华多年生活工作在上海，自然期望落户上海，他能够理解上海市民对骤然增多的外来人口以及不堪重负的城市公共配套所表现出来的焦虑，上海目前实行积分制，朱华还在继续为积分奋斗。
　　但作为理论上的农民，朱华也不肯放弃耕地，他的一些老乡甚至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曾经几代人日思夜想希望摆脱的农村户口，现在为何又死死护卫？朱华说，一是因为城乡之间巨大的发展差异，农民担心无法在城里立足，一旦丢了农村户口，丢了土地，就没有了退路。
　　农村承包经营权、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这“三权”的保障制度目前还不尽完善，《意见》明确，现阶段不得以放弃或者退出“三权”作为落户城市的前提条件。朱华注意到“现阶段”三个字，担心日后有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农村户口含金量正在提高，表现在农村户口的福利政策方面，比如一胎是女儿，就可以生二胎。朱华还想到，如今土地价值越来越高，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农村，一旦城市扩张，农民就可能遇到征地，征地就意味着可以实现财富翻身。
　　在浙江一些地区，比如台州、温州，近年来因为土地增值、村集体经济以及附带的福利庞大，早已呈现出“非转农”的逆流，将户口迁回农村的不乏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的高材生。朱华担心现在盲目将户口迁入城市，会落入“圈地运动”的陷阱，对这个词他不甚了解，但他已经从新闻中看到了太多这样的纠纷。
　　不肯离开土地，还有家乡情结、乡土情结的使然。朱华说，农民最希望的还是拉平城乡之间巨大的政治经济差距。他觉得，即便获得了城市户口，也并不意味着“农民”身份标签的去除。如果能在家乡得到一样的尊严，谁还愿意背井离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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